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这对杜月笙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在上海，各种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杜月笙的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建议杜月笙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与他的门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民党方面的意图是将上海各抗日民众团体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将上海人民的救亡运动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范围内。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7月下旬抗敌后援会发出了征募救国捐的宣言，8月7日杜月笙为此赴电台作了专题广播演讲。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加紧筹集资金，并输送给养支援前线，收容和安置难民，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24日杜月笙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的工作。他多次在报刊、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市民“毁家纾难”、“援助政府”。在一次演讲中杜月笙强调说：“从九一八到现在，匆匆地已经七年了，这七年中间，备受了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还期待着世界的公论。然而侵略者的野心，并没有为了世界公论而削弱，只有变本加厉地格外侵略得厉害”，因此“我们绝不能存着依赖心来希望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月笙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
当时国民革命军数万人马汇集上海对日作战，日用品损耗短缺十分严重。10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市党部密令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袜、卫生衣裤、手套耳套及棉毯等汇解军事委员会配发前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杜月笙于10月3日通过电台播音劝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担任新组建的浦东棉花运输会常委，负责支前。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20万只。谢晋元为此致函杜月笙转告广大市民：“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作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而切实际。”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期间经手筹募的钱款是大量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事后蒋介石认为杜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拨了现款10万元作为“补偿”。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
八一三抗战期间如何收容、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也是必须予以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杜月笙对此极为重视，认真予以办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救济会。嗣后因难民越来越多，设于仁济堂的市救济会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100余人，难以照常开展工作。杜月笙获悉后即同意将救济会办公处迁至浦东同乡会二楼，使该会“一切均上轨道”。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一些恒社骨干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与军统组织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当上了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杜月笙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在军队一时之进退，不在一时军事占领之广狭，死伤之多寡”，只要“我国力战不已，则无论战在沿海、战在沿江，或战在内地，我国皆在胜利之中途也”；“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杜月笙在香港期间一直把上海作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据点。他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合法身份在港设立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借以暗中帮助军统开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耕莘赴港，两次到杜月笙处介绍上海的复杂情况。杜月笙介绍薛与军统特务王新衡会面，薛根据杜月笙的意见在会面时向王表示：“决不与日伪方面发生任何关系，并尽可能与重庆政府人员保持联络，遇有重大问题随时商量处理”。薛耕莘从杜月笙、王新衡处领了贴补旅费回沪后，曾掩护过军统、中统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大部分委员在汪精卫的引诱拉拢下投逆，参加所谓“和平运动”。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下令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8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奉命潜入上海，收拾残局。杜月笙事先为吴开先安排去上海的路线，指定在沪管家万墨林就地接应，并为吴提供住处和自备汽车。无奈吴开先在上海住了半年，迟迟打不开局面。1940年夏吴开先返渝述职途经香港，对杜月笙谈及国民党在沪派系众多协调不易，杜月笙当即提议中央设一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蒋介石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成立以杜月笙为主任、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统一指导在沪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以及帮会组织。蒋介石还通过吴开先传达他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蒋介石让杜月笙当此重任是因为杜在上海有潜伏势力可资利用，更与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有关。
1939年11月杜月笙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3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约”由中央社公开曝光，此举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讨汪运动。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资酬劳。
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建立后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对上海巨大的人力资源免为敌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吴开先后来在回忆中称“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之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
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上海区的锄奸工作。原中国通商银行负责人傅筱庵1938年10月出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后，准备下手破坏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和中汇银行。杜月笙闻讯后立即致电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暂时罢手。1940年10月杜党策动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杀死傅筱庵，在此之前，“新亚和平促进会”负责人张啸林卖国资敌，“不听从好友杜月笙之劝，反而与梁鸿志、陈群等逆勾结，向敌献媚……破坏抗战及派人赴港刺杜月笙”，结果被军统联络的私人保镖林怀布击毙。杜月笙对于这个老把兄之死一直讳莫如深，但还是对人透露过，“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给林怀布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的老把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1940年12月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万墨林被76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深知杜月笙与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杜月笙，试图通过杜引诱蒋介石集团和谈，故意对杜月笙网开一面。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同样，1943年杜月笙筹设通济公司，计划从上海等沦陷区运去棉纱，再从国统区运进日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派驻沪代表徐采丞就此与日本交涉时也没有遇到大多的麻烦。杜月笙此举是经与戴笠商议，得到蒋介石认可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遭受日伪经济封锁的大后方物资奇缺，物价昂贵，民不聊生，饷用匮乏，蒋介石铤而走险，“乃有向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挹注后方的经济决策”，并指定由戴笠设法“切实办理”。毋庸讳言，杜月笙受命组建通济公司在缓解大后方物资匮乏的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故人们斥责杜月笙借机大发国难财并非无中生有。
杜月笙在抗战时期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在1941年调解蒋、汪对双方银行职员的暗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客观效果来讲，处在地下状态的蒋方特工长期在上海与汪伪特工死打硬拼，进行消耗战是得不偿失无以为继的。因而此次由蒋方主动提议经过杜月笙斡旋达成罢战默契，对蒋方是最有利的。自然，这种妥协对汪伪特务来讲也是一种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谴责杜月笙勾结日伪也不无道理。
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尽管如此，杜月笙对上海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重大善后问题，“如伪军警之处置，伪币之流通，以及严防奸宄乘机骚动，均周密策划”，并电告了蒋介石。对于国民党重返上海，杜月笙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严重关头，杜月笙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从总体上看，杜月笙在这一时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是功大于过，有所贡献的。对杜月笙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要具体分析，要从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国抗战的总体实力、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毫无疑问，当蒋介石和帮会势力在力主抗战时与之合作是无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